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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之江新语》的法治观
    来源:求是理论网-《北京日报》 日期:2014-11-5


    丁国强

            《之江新语》收录了习近平同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的232篇短论,体现着习近平对以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思考和对法治建设规律的不懈探索。从《之江新语》关于法治的一系列论述,可以看出习近平提出建设法治中国主张的思想轨迹。法治中国不仅体现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而且也体现了立足中国国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实践自觉。深读、细读《之江新语》一书,对于深刻理解习近平同志的法治观、进一步提高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认识有很大裨益。

      一、法治与发展

      法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法治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对法治的要求就越强烈。现代市场经济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也是法治不断推进的过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必须要用法律手段保证市场主体之间自由交易、平等竞争。在《努力打造“信用浙江”》一文中,习近平强调“充分发挥政府在信用建设中的表率作用,树立诚信的形象,建设‘信用政府’”。只有依法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惩罚市场失信行为,才能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没有法治的保障,市场经济就无法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市场经济的生长、发育和成熟,必须植根于法治土壤之上。习近平在《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一文中说:“如果缺乏对不正当市场行为进行惩防的法治体系,守信者利益得不到保护,违法行为得不到惩治,市场经济就不能建立起来。从这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与发挥政府作用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只有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才能体现对市场规律和社会治理规律的尊重。

      二、法治与稳定

      社会稳定是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保障,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习近平注重运用底线思维审视维护稳定工作,用辩证的观点、系统的方法分析社会稳定形势,拓宽维护稳定工作的思路。在《树立新的稳定观》一文中,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用联系的观点抓稳定,正确认识影响社会稳定的新情况、新特点,善于全面分析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妥善把握工作展开的重点、步骤、时机与力度。” 在《要学会十指弹琴》一文中,习近平写道:“我们强调发展不是不要稳定,强调稳定也不是忽略发展”。习近平强调从源头上、根本上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以积极作为的姿态化解矛盾、破解难题,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带动维护稳定工作,这体现了治标与治本的有机统一。习近平重视做好基层基础工作,通过夯实基层基础,提高工作的预见性、前瞻性。他在《打牢基层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线平台》一文中说:“人是否健康主要从研究细胞开始,社会是否和谐稳定也要通过基层来观察。”“基层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茬口’”。习近平强调维稳与维权关系的辩证统一。既要重视维权对于维稳的促进作用,又要把维稳纳入法治轨道。

      三、法治与权力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执政能力建设的新境界。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是宪法的基本精神。用法律制约权力是法治的基本要求。用法律思维、法律手段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核心在于正确行使权力,依法约束权力。一是要谨慎用权。领导干部要坚持公权公用,依法履行职责,接受监督和责任追究。严格律己是领导干部依法履行职责的前提。《激浊扬清正字当头》一文说:“党员干部如果失去律己之心,随波逐流,趋利媚俗,放纵自己,就会混淆是非,走上邪路,使国家陷入‘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廉洁是依法行使权力的底线,也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品质。《要“干事”,更要“干净”》一文说:“领导干部手中握着权力,权力用得好可以用来干大事,为人民谋利;用得不好就会被污水沾染,有时不知不觉之中就会陷入了‘温水效应’之中。”二是要敬畏权力。依法办事是法治的基本原则。依法办事的主体是全体公民,但重点是公权力部门。公权力部门只有严格依法办事,遵循法定程序,遵守宪法法律,才能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习近平在《权力是个神圣的东西》一文说:“中国古代有一种哲理:国家之权乃是‘神器’,是个神圣的东西,非‘凡夫俗子’所能用。党员领导干部务必珍惜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正确行使权力,掌权为公、用权为民,则群众喜、个人荣、事业兴;错误行使权力,甚至滥用权力,掌权为己、用权于私,则群众怨、声名败、事业损。”三是要加强监督。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说,一切公职人员必须“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以“可靠地防止他们去追求升官发财”和“追求自己的特殊的利益”。 权力者要善于在监督状态下工作,须臾不离开人民群众监督的视线。习近平在《努力把“不能为、不敢为、不想为”的工作抓实抓细》一文说:“通过制约权力和惩治滥用权力来保证权力的正确运行,是监督和纪律的最主要功效。”习近平特别加强对落实情况的监督。《莫把制度当“稻草人”摆设》一文说:“各项制度制定了,就要立说立行、严格执行,不能说在嘴上,挂在墙上,写在纸上,把制度当‘稻草人’摆设,而应落实到实际行动中,体现在具体工作中。”

      四、法治与执政

      依法执政是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一要有执政意识。执政意识既是一种政治自觉,也是一种法治自觉。只有强化执政意识,才能居安思危,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态度对待工作职责。《执政意识和执政素质至关重要》一文说:“党的干部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体,党的干部的执政意识和执政素质至关重要,其外在表现出来的能力和作风同样至关重要。”习近平善于用历史教训来告诫领导干部慎用权力、修好官德,以免重蹈历史覆辙。《做人与做官》一文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当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无不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二要甘做公仆。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习近平认为,主仆关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政治关系,主仆关系颠倒就会导致政治角色的倒置。《主仆关系不容颠倒》一文说:“党员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领导干部的主人。这个关系任何时候都不容颠倒。如果不把人民群众当主人,不愿躬身做‘仆人’,那就不配当一名领导干部。”“把人民群众当主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担当,也是中国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习近平在《善于同群众说话》一文说:“人民群众是共产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力量和智慧的源泉。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经验是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三要敢于担当。在《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一文中,习近平直截了当地回答了为什么要责任担当的问题:“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的职责是人民赋予的,我们的责任就是向人民负责。”四要发展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人民群众的要求,也是社会进步的要求。在公共决策、公共事务中,必须保障公民的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使公众参与成为科学民主决策的必要环节。习近平在《法治:新形势的新要求》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和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不断提高,对进一步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新的要求。” 民主是在一定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共同决定和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制度。以民主议事、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是化解矛盾纠纷、理顺利益关系的治本之策。

      五、法治与道德

      传统中国以道德替代法制,以人治抵消法治,最终造成“儒表法里”、治乱循环的治理弊端。现代社会更加强调对政治行为和社会治理进行法律规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贬抑道德的功能。《之江新语》一书体现了对法律与道德的辩证思考。一是坚持德法并举。法治是倡导和践行道德的最可靠方式,道德治理也不仅仅是道德教化和个人自律,更需要将善恶评价纳入法治框架,通过公共权力与公民行为的共同约束,实现官民共治和良法之治。习近平在《建法治安村》一文中指出:“农村稳才能天下稳”,“坚持德治与法治并举,建立一种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法治秩序’”。 《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一文说:“道德是法治的基础。法律只有以道德为支撑,才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而成为维系良治的良法。”习近平的“德法并举”思想体现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的科学方法论。二是弘扬法治精神。习近平在《弘扬法治精神,形成法治风尚》一文说:“法治精神是法治的灵魂。人们没有法治精神、社会没有法治风尚,法治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根之花、无源之水。”“从客观上说,法治也并不体现于普通民众对法律条文有多么深透的了解,而在于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之中,体现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这包括培养人们的理性精神、诚信守法的精神、尊重法律权威的精神、权利与义务对称的精神、依法维权与依法解决纠纷的习惯等等。”这段论述生动阐释了法治精神的内涵、实践特征以及法治精神对于推动法治进步的重要作用,特别强调要将法治精神体现到人们的日常行为中,这是对法治的实践性、社会性和日常性的深刻把握。三是形成法治风尚。习近平在《弘扬法治精神,形成法治风尚》一文说:“正如卢梭所说,‘规章只不过是穹隆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是最后构成那个穹隆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法律当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这种风尚,它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 我国法治建设处在从政府推进型向全民自觉型转变的关键时期,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法治风尚逐渐形成、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是这个时期的鲜明特征。从社会精神层面、社会价值层面、社会风尚层面推动依法治国,触及到了法治建设的核心,抓到了法治建设的实质,标志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了新的思想飞跃,跨入新的发展阶段。

      (作者单位:公安部改革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