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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看伟大的中国梦
    来源:求是理论网 日期:2014-5-29


    李   捷

        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以来,国内国际反响强烈,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音和话语制高点。

        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在欧洲之行中,又进一步阐释“中国梦”,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中国人自古以来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1

        “中国梦”,深刻道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深情描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求索、不懈奋斗的历史,形象表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理想追求。

        我着重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角度谈三个问题:“中国梦”同中国近代历史的关系,“中国梦”同新中国历史的关系,以及怎样继续实现“中国梦”。

        一、“中国梦”从中国近代的屈辱与抗争中走来

        (一)“中国梦”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随着另一场梦的破碎产生的。长期以来,中华文明以其独有的特色和辉煌走在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过巨大的贡献。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随着近代工业革命脚步的加快,中国很快落伍了。固步自封的封建统治者仍然沉浸在往日的辉煌所造就的梦想之中,等待着“万国来仪”。不料,等来的却是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等来的却是亡国灭顶之灾。

        1840年爆发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但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也打碎了“天朝之梦”。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系列的侵略战争接踵而至,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被迫签订,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与苦难世所罕见。这证明了一个铁律:落后就会挨打,生存必须自强。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绝不会将自己的命运任人摆布,更不会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而无动于衷。在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入侵下随之而兴的,是中华民族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的唤醒,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的提出。

        拿破仑曾把中国比作沉睡中的狮子,认为:“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的确,在唤醒中华民族萌发出中国梦的过程中,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不懈探索奋斗。

        (二)中国人的第一个寻梦历程:从改良到革命

        我们的先辈们曾经学习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以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换来的却是一次次惨痛的失败。然而,也正是从失败的切肤之痛中,龚自珍提出了“自改革”的思想。他说:“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2作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还委托魏源于1844年编成《海国图志》,详尽介绍西方各国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宗教、文化、语言、军事等情况。魏源在书中还提出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然而,这部书并没有引起清朝统治者的重视,却在1854年被日本翻刻后,“争相购读”,对推动日本明治维新产生重要影响。

        我们的先辈们也曾经寄希望于封建君主的“维新新政”,以实现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梦想,换来的却是封建统治者的无情镇压。当时的维新思想家康有为,曾经以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为依据,抨击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和传统意识形态,在近代中国最先提出“人的解放”口号;又曾以儒家的“三世说”3的根据,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并由此演绎出一套大同社会的社会空想体系。他们还提出一整套变法维新主张,“择法俄日以定国是”4,即希望效法俄国、日本等与中国国情比较相近的国家的成功道路,通过变法实行君主立宪体制,建立国会,制定宪法。为此,康有为援引西方国家三权分立政体作为根据,提出“开制度局而定宪法”5,“制度局之设,尤为变法之原也”6。制度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12个分支机构。

        即使是这些十分温和的设想和举措,在腐朽的清王朝封建统治下也是不能容忍的,戊戌变法的结局只能是失败。但它的意义和影响却是深远的。正如历史学家范文澜所说:“戊戌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得到一次思想上的解放。”“知识分子从此在封建思想里添加一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起完全封建思想来,应该说,前进了一步。”7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它提供给人们的机遇往往不容错过。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也就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向了前台。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曾经说过:“没有别的事件能比这更有效地证明:通过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办法来使中国现代化,是绝无希望的。1895年的战败和雄心勃勃的计划在1898年的彻底破产,第一次大大地促进了革命变革。”8此后,无论清王朝提出新政改革,还是预备立宪,都不能挽回其被革命推翻的厄运。

        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新起点。孙中山说过:“文,爱国若命。”爱国主义,是贯穿辛亥革命的一条主线。孙中山在1894年11月《兴中会章程》中,第一次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族意识的觉醒。

        孙中山先生不但领导了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且树立起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进行革命的里程碑。他在创设资产阶级共和国建国方案时,已经在从中国的现实需要出发思考一些问题。例如,他在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时,注意到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同社会革命的关系,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弊端,提出“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9。又例如,他在西方国家“三权分立”政体基础上,提出创设“五权分立”,即在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外,增加考选权和督察权,自诩为“破天荒的政体”,认为“这便是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皆得完全无缺的治理。”10还例如,他从中国“民智未开”的国情出发,提出民主共和要循序渐进的原则,并提出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建立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的设想。

        当然,这些民主共和国方案在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没有彻底完成以前,在中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以前,是不可能实现的。民国初年,不仅国家陷入军阀纷争,而且出现政党林立的混乱局面。据后人研究统计,民国初年的政治性党派有312个,仅北京和上海就分别有82个和80个。11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先生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苦闷与彷徨之后,最终作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正确选择。这是中国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

        回顾这段历史,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12

        (三)中国共产党铸就近代百年寻梦的历史新辉煌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真正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上实现“中国梦”的人间正道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之日起,就在华夏大地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这场前无古人的伟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从蹒跚学步的幼年迅速成长起来,经历过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考验。从大革命失败的血雨腥风到井冈山的星火燎原,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经过万里长征后在抗日烽火中再起,从奋起反击国民党军的全面内战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正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随着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梦”演完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悲壮的第一乐章,掀开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的新篇章。中国人饱受屈辱、任人摆布的历史一去不复返,开始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时代。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和中华各族人民大团结的重要作用。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的前夕,毛泽东同志说过:“孤立蒋介石的问题,过去在长时期内没有得到解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比较孤立。进入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13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也说过:“我们自己要有主张,但一定要和人家协商,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要发挥各民主阶级各人民团体的作用。”“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一色的了,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乎是不是清一色。”14这就说明,实现中国梦必须最大限度地凝聚中国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从1840年起,中华民族为实现中国梦,整整走过了109年,才迈出了赢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第一步。在这一百余年的前80年间,中国人民始终在黑暗中探索。只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奋斗,才把中国从黑暗引向了光明。在整个中国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国梦”牺牲了数百万优秀党员,中华民族牺牲了上千万英雄儿女,英烈们的鲜血染红了五星红旗。对于这段历史、对于为这段历史而献身的先烈,我们要永远铭记。

          二、“中国梦”从新中国接力探索中走来

        (一)“中国梦”新篇章的开启

        新中国的诞生,不仅掀开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也掀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前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祖国统一,那么,从新中国诞生直至建国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则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此,中国共产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又开始了新的探索、新的长征。

        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新旧社会两重天。中国共产党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了一个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分割的独立的中国,带来了一个摆脱了封建主义剥削压迫的解放了的中国,带来了一个消除了四分五裂、军阀割据局面的统一的中国。中国人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梦想正在成为现实。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所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5

        中国人民不仅站立起来了,还第一次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费孝通先生曾经这样描写他出席北平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观感:“我踏进会场,就看见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还有位戴瓜皮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会在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问题,在我说是生平第一次。” 16

        (二)为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艰辛探索与奋斗

        旧社会留下来的是“一穷二白”的落后的中国。要彻底改变国家和民族的面貌,就必须完成两大历史任务。一是稳步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二是逐步地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前者是要解决道路与制度的选择问题,后者则是要解决如何逐步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我们先看社会主义道路与制度的选择。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还亲自主持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主持起草这部宪法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既参考了苏联宪法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也研究参考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还研究过从清末到蒋介石时期的各种宪法。他曾经说:“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17同时,他又强调:“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18

        通过这部宪法,建立起具有中国自己特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首先建立起来的,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纽带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这一国体的建立,使新中国有可能在对极少数敌对势力实行专政的同时,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探索并没有结束。在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同志提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19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产生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科学著作。

        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暴露出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上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20

        1956年,毛泽东同志还提出要研究一个问题,就是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21这些都说明,当时在“以苏为鉴”思想的指引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许多思考已经接触到问题的核心。

        我们再看如何逐步实现现代化。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亲自指导制订了一个又一个现代化的中长期规划,还指导制订了科技发展的两个中长期规划和农业发展纲要。这些规划的实施尽管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但主要任务都得以实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白手起家、勤俭建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建设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国防和高科技领域中以“两弹一星”为标志取得了重要突破,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全面推进。

        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卓越贡献的钱学森回忆说:“到1950年我得知新中国成立,认为机会到了,应该回到祖国去。但是美国的统治阶级与中国人民为敌,制造了种种麻烦,阻止我回国,使我多呆了五年。”“这一段历史,我决不会忘记,它使我深深懂得了什么叫帝国主义,我也领教了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深知美国的‘民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深厚感情的。”22这番话,道出了当时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渴望国家强盛的共同心声。

        说到这20多年的建设成就,就必须首先回答一个问题:我国工业化的起点是怎样的呢?以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时为例。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而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1928年,这两个比重已经分别达到45.2%和39.5%。当时中国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落后于印度。如钢产量,美国为538.3公斤,印度为4公斤,中国为2.37公斤;发电量,美国为2949度,印度为10.9度,中国为2.76度。当年毛泽东同志曾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23

        从1953年“一五”时期开始到1976年的20多年,是国家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无到有”的时期,是为现代化建设后30年的跨越式发展打基础的关键时期。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亿元人民币增加到1976年的2943.7亿元。2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6元。25

        主要工业品的生产能力有了飞跃的发展。钢产量从1949年的16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2046万吨。发电量从1949年的43亿度发展到1976年的2031亿度。原油从1949年的12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8716万吨。原煤从1949年的3200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4.83亿吨。26汽车产量从1955年年产100辆发展到1976年的13.52万辆。27

        在铁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同样得到较快的发展。旧中国在73年间修筑铁路2.18万公里、公路8.07万公里。而到1976年,中国的铁路达到4.63万公里,公路达到82.34万公里,初步形成了全国的路网骨架。28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具备了自主设计制造万吨级远洋轮船的能力。

        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2263.6亿市斤增加到1976年的5726.1亿市斤,亩产量从1949年的137市斤提高到1976年的316市斤。棉花总产量从1949年的888.8万担增加到1976年的4110.9万担,亩产量从1949年的22市斤增加到1976年的56市斤。29在当时主要靠天吃饭的条件下,农业取得的这些进步,靠的是兴修水利、平整农田的结果,但长期滞后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

        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167亿增长到1976年的9.3717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同期增产的粮食不仅多养活了新增的4亿人口,而且使全国人均占有的粮食增加近200市斤。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农民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从148元增加到340元,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30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

        全国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31人均预期寿命,1953年为40岁,1975年提高到63.8岁。32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1月,第一枚中远程导弹发射成功。同年4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可回收人造地球卫星试验成功。这些成就表明,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正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然而,探索的道路并不平坦。历史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搞革命取得胜利固然不易,搞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更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就是在探索中付出的沉痛代价。“大跃进”的教训告诉我们,不能违背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更不能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搞所谓“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条件下尽管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已不是社会主要矛盾;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尽管还存在着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等阴暗面,但决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式自下而上地搞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要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但不能脱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搞所谓“大民主”;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抵御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侵袭,进行必要的积极的思想斗争,但必须摆事实、讲道理、坚持“双百”方针,决不能搞“无限上纲”式的政治批判,更不能以思想问题定罪。毛泽东同志探索中成功的方面,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对探索中的失误,包括严重失误,加以科学的正确的总结,同样可以成为我们宝贵的财富。同历次犯错误一样,从失误中警醒,并以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彻底纠正错误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共产党自身。

        总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探索为国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三)改革开放创造出“中国奇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也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怎样开创的呢?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开创的,是在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开创的,是在全面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地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深刻汲取取“文化大革命”沉痛教训中开创的,同时也是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不断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开创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奏响了最为壮丽、最为辉煌的一个乐章——改革开放乐章。这一乐章的首席指挥家正是邓小平同志。

        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在华夏大地再一次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革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创造出令世人惊叹的中国奇迹。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梦的真正实现。

        30年前,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郑重指出:“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3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清晰地写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成为一次又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国梦”而进行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接力奋斗的伟大事业。在改革开放的寻梦历程中,我们实现了三大转变,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变,从人民生活水平基本温饱到总体小康的转变。

        改革开放新时期全部成就归结到一点,就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分别以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共同支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形成了最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经验。有了道路、理论、制度支撑的“中国梦”距离我们不再遥远,它是必定实现的美好未来。

        站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为我们创造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34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新起点呢?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积累,改革发展成就巨大。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社会生产力基础雄厚,科技创新能力增强,人力资源丰富,生产要素综合优势明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另一方面,改革发展的任务艰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并存,金融领域存在潜在风险,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仍然突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引人关注。

        对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前任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认为:“根据过去的经验,我感觉中国新一轮改革一定会成功,而且它会让整个中国受益,也会让全世界都受益。”35

        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认为:世界正在从以西方为中心转变为多极化世界。新的世界权力格局正在形成,新兴国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西方国家衰落越来越明显。但西方衰落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来说,未来的机遇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大得多。36

        种种迹象表明,实现“中国梦”,现在到了一个关节点上。我们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增进中国共识,增强对中国道路、中国话语、中国制度的民族自信心。

        历史是了解现实的一把锁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4月1日在西班牙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所说:“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

        从中国的文明史以及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史都可以看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中国近现代的历史选择可以证明这一点,就是从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也深种着追求平等公正大同的种子。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贵贱,均贫富”等,都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

        从中国的文明史以及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史都可以看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中国梦,只有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是远远不够的。没有中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没有公民道德高地和诚信平台的构建,没有中华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3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38实现中国梦,需要推动中华文明时代化传承、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明是由民族血脉和历史传承造就的,更是由时代脉搏和创新精神凝聚的。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伴随,必定会推动中华文明走向新辉煌。“民族自卑”和“历史虚无”,是中华文明的腐蚀剂,在此基础上不可能铸就中华文明新辉煌。同样,固步自封、抱残守缺、孤芳自赏,也不可能有中华文明新辉煌。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紧紧把握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脉搏,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谱写人类文明多元、平等、包容发展的新篇章。

         三、怎样继续实现中国梦?

        这就要全面深化改革,抓住改革总目标和六个“紧紧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征途上,我们党还要继续过好三个关口。这就是:市场经济关、民主政治关、国家治理关。

        第一,过好市场经济关,做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与发展这篇大文章。

        当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过市场经济关的时候,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的道路。这对它们是轻车熟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商品生产和资本流通高度市场化、高度社会化的产物。尽管如此,这些国家也经历了多少次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调整,才建立起高度发达的国内统一市场和世界市场,才实现了区域一体化。

        如今,过好市场经济关的问题,客观地摆在我们面前,关键看我们如何应对。我们的国情、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发展道路,都决定了不能走西方国家的市场化道路,而必须坚定不移地做好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篇大文章。

        第二,过好民主政治关,做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与发展这篇大文章。

        当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过民主政治关的时候,走的是多党竞选、三权分立、代议制即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这对它们同样是轻车熟路,因为这些正是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对付封建专制或封建王权的有效手段,由此形成了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传统。

        然而,资本主义民主在当今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利益》双月刊今年1-2月号上发表题为《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的文章,认为美国政治文化的三个主要结构性特征当前都出了问题。第一,相对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而言,司法和立法部门(也包括两大政党所发挥的作用)在美国政府中的影响力过大;第二,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的影响力在增加,这不仅扭曲了民主进程,也侵蚀了政府有效运作的能力;第三,由于联邦政府管理结构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两极分化,美国的制衡制度也就变成了否决制。所有这些引发了一场代议制度危机。

        同样,我们也面临着过好民主政治关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不能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必须坚定不移地做好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篇大文章。

        第三,过好国家治理关,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与发展这篇大文章。

        纵观世界各国,各有各的治理体系,各有各的国家制度。这些治理体系和国家制度,都是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最终稳定下来,完备起来。就是到现在,也还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可以说,没有一成不变的国家治理体系,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家治理模式,更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标准。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长远发展奠定更好的制度基础。这就说明,当前我们已经把国家治理问题放在统揽全局的核心地位,将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提上了国家重大议事日程。坚定不移地做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篇大文章,就一定能够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上占领制高点,拥有这方面的国际话语权。

        (作者系求是杂志社社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

    文章选编自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十讲讲稿)

        注释:

          1、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2014年3月27日。载《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2、《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页。

          3、“三世说”认为人类社会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顺次进化的过程。

          4、《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8页。

          5、《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3页。

          6、《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4页。

          7、《范文澜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38—439页。

          8、(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47页。

          9、孙中山:《<民报>发刊词》,1905年10月20日。《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页。

          10、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选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页。

          11、(台北)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2002年版,第42—46页。

          12、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页。

          13、毛泽东:《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8页。

          14、毛泽东:《在同参加政协会议的部分党内外人士座谈时的讲话》,1954年10月1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33页注1。

          15、毛泽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9页。

          16、《费孝通文集》第6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96页。

          17、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18、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328页。

          19、毛泽东:《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956年8、9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20、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21、参见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22、钱学森:《一切成就归功于党归功于集体》。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8日。

          23、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24、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51、282页。

          25、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26、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6、283页。

          27、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54页。

          28、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56、559页。

          29、《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35、36页。

          30、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81、167、454页。

          3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83、95页。

          32、路遇主编:《新中国人口五十年》上,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页。

          33、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34、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2012年11月29日。载《人民日报》2012年11月30日。

          35、《文汇报》2014年3月11日。

          36、新华网,2014年4月11日。

          37、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2014年3月27日。载《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38、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2014年3月28日。载《人民日报》2014年3月30日。